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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速已滑至6%,该刹车了正文

类别:非主流意境 | 点击: | 日期:2020-05-23

  由于贸易战,中国的增长前景可谓雪上加霜,这将要求我们采取更有力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冲贸易战的不利影响。财政政策应该起到主导作用。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破财政赤字占GDP比不能突破3%的门槛。

经济增速已滑至6%,该刹车了

余永定

  中国经济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经济增速的持续下降。2019 年前三季度GDP 实际同比增长6.2%,上年同期值6.7%;其中,三季度GDP 实际同比增长6.0%,上年同期值6.5%。是1991年以来的新低,低于全球金融危机时的增速。单看“克强指数”之类的物理指数,实务指数也显示出同样的趋势,显示经济走势更加严峻。

  更重要的问题是,现在还看不到已经筑底的趋势。当我们和企业家座谈的时候,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还会持续下降。我认为这样一种预期是相当危险的。因此,采取及时妥当的宏观措施,抑制经济进一步下降是当前最紧迫、最突出的问题。

  GDP持续下跌的风险

  GDP持续下跌形成的悲观预期导致投资、消费减少的趋势愈加明显。总需求减少会导致GDP进一步下跌,形成恶性循环;GDP和GDP增速是几乎所有经济、金融指标的分母,分母的减少导致所有指标的恶化。去杠杆,分子减小了,分母减的更多,杠杆率不降反升。更严峻的是就业形势。表面上似乎目前问题不大,但实际调查研究中发现,大家反映非常强烈,就业问题既是结构的、也有总量的,所以不可低估就业问题的重要性。

经济增速已滑至6%,该刹车了

GDP持续下跌形成的悲观预期导致投资、消费减少的趋势愈加明显。

  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必然影响经济结构调整。上世纪90年代,如果没有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很难解决企业的冗员问题。要让工人下岗,让他们自己找工作,保证他们的养老金等等,如果经济增长不能保证一定的增速,结构调整的难度就进一步加大。

  对于中美经贸冲突,虽然我们不必害怕,但是毕竟对中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明年怎么样?影响会不会进一步加剧?现在不能肯定。所以需要中国提振内需的增长,从而对冲这种不利的外部环境。

  回顾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呈现出两大特点:第一个特点,从2010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年率达到12.2%,以后逐季下跌,只有在三个季度有微小反弹,其余时间一路往下走,一直走到现在的6%。第二个特点,通货膨胀率一直维持在低水平,PPI曾经54个月负增长,最近连续几个月又进入负增长区间。虽然由于猪肉价格上涨,导致最近中国的CPI上涨明显,但核心通货膨胀率依然较低。

  怎么解释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下降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理由,比如,人口老龄化、环境制约、边际收益递减、改革滞后等等。但影响中国目前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变迁、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消失和大大减少。

  第二,中国正以极高的速度进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将显著下降。由于老龄化和其他原因,中国的储蓄率也将随之下降。而近40%的高储蓄率是过去20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第三,由于在过去高速发展时期,中国的环境遭到普遍污染,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破坏,为了治理环境污染、恢复生态平衡,中国将不得不相应付出牺牲经济增长的巨大代价。

  第四,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利用后发(later comer)效应所取得的技术进步速度可能会明显下降。随着印度等南亚次大陆国家和非洲国家更多地进入国际市场,中国低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将逐步丧失,国际资本流入的势头也会逐步减弱。

  第五,由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中国人均GDP的增长速度也很可能会明显下降。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供给方面来看,中国经济维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种针对当前经济的分析是否正确?很多人回答说“正确”。我要说“错了”。以上是我在1998年就未来经济增长趋势所做的分析,如果1998年的分析是正确的,针对现在的经济情况分析还正确,说明它是没用的。我在上述分析中提到的变量几乎都是慢变量,是随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为单位的时间缓慢变化的变量,它们解释不了随以年度甚至是季度为时间单位的时间迅速变化的变量。1998年之后,特别是2002年之后中国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如果那个时候基于中国经济增速将因那些慢变量的影响而下降,认为我们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速度已经下来了,我们要根据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制定我们的意向性经济增长目标,那么我们可能失去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机会。

  所以,在学理上我们应该注意,许多长期因素、慢变量不能解释短期问题。当我们谈论宏观经济形势的时候,我们隐含地假定了我们在研究一个短期问题。在研究宏观经济管理问题时,用那些在数十年中发挥作用的长期变量和慢变量来解释以年度和季度为时间单位的变化没有太大意义。

  有一种流行观点是:要根据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来制定意向性指标。我认为,计算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有用,计算结果可以作为制定经济增长意向性目标时的参考,但是不能太当真。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有三种计算方法:总量法(Aggregate Approaches)、生产函数法(Production Function Approaches)、动态或然一般均衡法(DSGE)。美联储达拉斯分行的主席曾讲,这些计算方法大都存在顺周期性问题,而且当时可使用的数据都是不可靠的(统计数字多年之后要调整)。此外,潜在经济增速的概念本应包含产能已得到充分利用这一前提。但是,在采取生产函数法估算潜在经济增速时,许多学者并未充分剔除有效需求不足的影响。总之,你算了半天,算出的可能根本不是“潜在”经济增速。

  事实上,中国学者认定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五花八门。有人认为8%,也有人认为7%、6%、5%的。这几年大家认可的潜在经济增速越来越低。我们应该相信谁?

  不能让经济增速跌破“6”的界限

  我认为,在决定我们经济增长速度目标的时候(指国家发改委指导的目标),应该看两个指标:一个是通胀到底怎么样,一个是政府财政状况怎么样。我们用试错方法,看这两项指标允许不允许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如果认为可以就不妨一试,争取实现尽可能高一些的经济增速,如果出问题也可以及早退回。而且过去我们的经济管理人员就是用这样一种方法指导我们经济建设的。过去我曾开玩笑,中国经济为什么搞得好呢,因为我们的经济决策者不懂西方经济理论,他们是现实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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